更新日期:2010/01/16 20:16:12

民國以來的漢藏佛教關係（1912-1949）

---以漢藏教理院為中心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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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論

[1] 該文（85年未刊稿）擬收於《歐陽無畏教授紀念文集》，承作者慷慨賜予原件影印稿，在此致謝。

[2] 見《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12年1月1日，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4年9月，p.6。

[3] 見〈合五族為一體建立共和〉，民1年9月7日講，收入《國父全集》第二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印，1973，p.264。

[4] 關於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早期提倡「五族共和」的說法，到了民國十年之後，由於受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影響，便轉為「民族自決」說，威爾遜主張應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主，這個概念用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上是適當的，但放到國內來看，則是矛盾的，因此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再度修正民族主義為：中國民族自求解放及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國父全集》第一冊，pp.881-2。

[5] 民國23年，蔣中正意識到國家無足以應對時局的邊疆政策，因而主張五族聯邦制，以組成五族聯邦的國家，也就是說雖然允許邊疆自治，但並不意味領土可以獨立，詳見〈中國之邊疆問題〉，收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二，pp.107-9。

[6] 四川都督尹昌衡為征討西藏，召開西征會議，說明「西藏擾亂，邊事岌岌可危，非迅速出師不可」，見《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12年6月8日，p.553-4。

[7] 見吳忠信著《西藏紀要》，收於陳家璡、拉巴平措主編，《使藏紀程、拉薩見聞記、西藏紀要三種》合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1，p.2。)

[8] 馮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交涉與川藏邊情》，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6年2月，p.278-80。

[9] 這是法尊留藏時的記錄，詳見《我去過的西藏》，pp.25-9。

[10] 指袁世凱所派遣的宣慰員楊芬。

[11] 《中華民國時期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係》，p.25。

[12] 轉引自M.Goldstein,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杜永彬譯，《喇嘛王國的覆滅》，北京：時事出版社，1995，pp.62-3。

[13] 參見杜永彬譯，《喇嘛王國的覆滅》pp.70-9、820-2，關於漢藏邊界的劃定似乎並未達成雙贏的局面，中國政府隨即否認這項簽署，而達賴喇嘛也不滿意這次協議的結果，反倒是英帝國從中獲取不少利益。

[14] 光島督，〈1914年到1918年的川邊漢藏紛爭〉，收於《西藏與中原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蒙藏委員會編印，1993年2月，p.267，該文整理自中研院近史所館藏檔案，可信度應頗高。

[15] 光導督，〈1914年到1918年的川邊漢藏紛爭〉，pp.269-84。

[16] 參見杜永彬譯，《喇嘛王國的覆滅》，p.845。

[17] 《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p.90-4。

[18] 見太虛〈中國現時密宗復興之趣勢〉，《海潮音文庫》，p.159，「至民七，潮州王弘願將日文之密宗綱要譯華傳布」。二年後，《海潮音》出刊〈密宗專號〉，日後相關的文章逐漸增多。

[19] 李一超〈密宗平議〉，《海潮音》15：3，民23年3月，PP.43。

[20] 見〈五省金光明會籌備進行訊〉，《海潮音》7：2，民15年4月2日，p.6，較為人知的是白普仁及多傑覺拔尊者，不過班禪來華之後，風氣大開，白喇嘛於民國十五年受南方各省之邀，舉行金光明法會，頗受注目。而多傑格西十五年於武漢建密乘學會，傳法譯儀軌五十餘種，十八年至四川，又傳譯儀軌百數十種，譚雲山認為藏密在中國的雛形，可說由其建立，見於〈中國佛教現狀--在印度嘛哈菩提社演講〉，海潮音15：10，民23年10月，p.24。

[21] 見團康‧格桑德吉〈九世班禪出逃內地前后〉，轉引自《中華民國時期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係》，p.66，班禪於1923年12月26日離開扎什倫布寺時，留下一份囑托文告「由於葛廈政府強令扎什倫布負擔巨額軍費和繁重苛刻的賦稅徭役，已逼得扎什倫布全體官民到了無法生存的地步，曾經多次向葛廈政府要求減免，終未能應允奏效，為解脫眾生苦難，我只得去霍爾、內外蒙古等地，向施主和教徒們募化銀錢，來償還欠葛廈的債款」。達賴喇嘛一個月後發表另一份聲明表示，扎寺支付全藏四分之一的軍費乃是傳統慣例，詳見杜永彬譯，《喇嘛王國的覆滅》，p.117。

[22] 見〈密教傳佈之廣播〉，《海潮音》7：12，民16年1月23日，p.13，白普仁在雍和宮設大悲壇法會，做齋七七四十九天，班禪喇嘛在瀛台普傳密咒，以期挽回劫運。是日赴會求法者，絡繹不絕於途，其怖置之莊嚴、信徒之踴躍，頗極一時之盛。

[23] 見《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p.97﹔另外，譚雲山也認為「西藏密法在中國現社會中宏揚，近數年來，突飛猛進，班禪大師被迫亡居內地之後，其個人與門徒大宏藏密，政府為治邊陲，不阻止蒙藏佛教，而近一二年來又極提倡，這是藏密宏傳極盛一時的一個原因」，見於〈中國佛教現狀--在印度嘛哈菩提社演講〉，海潮音15：10，民23年10月，p.24。

[24] 鄧夢先〈佛法與蒙藏〉，《海潮音》11：11-12，民19年12月，p.9。

[25] 陳健夫，〈西藏佛教的過去與現在〉，《海潮音》15：9，民23年9月15日，p.23。

[26] 〈四川派僧人入藏研經〉，《威音》第十八期，民19年9月16日，pp.1-2。

[27] 民國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立法院制定〈蒙藏委員會組織法〉十七條，該會採委員制，掌理蒙古、西藏的各種興革事項，詳見《中華民國法律彙編》第一冊，立法院編印，1988年12月，p.255。

[28] 〈內政部呈請行政院分令取銷比丘流學康藏〉，《威音》第一期，民19年1月，pp.1-2，反對的理由是「若驅四川僧尼盡入康藏，即使咸通大乘，不過使康藏增多數之客僧，於川中似無絲毫之裨益。與其使之就學康藏，無寧使康藏之人來學內地...況同隸國家版圖，奚庸冒襲留學名稱，假出自個人，自發宏願、自備資斧，來去本可自由，國家原無禁令，倘由縣政府強迫派遣，寺院分擔經費，豈非無事自擾？...至謂溝通中藏感情，似尚別有蹊徑，預防外人侵略，應有整個計畫，恐非區區比丘所能勝任愉快」。

[29] Holmes Welch著，耿侃譯，〈中國佛教的復興〉，《內明》271，1994.10，p.3。

[30] Holmes Welch懷疑，按照太虛所建議的方式進行改革的話，中國佛教是否仍算是佛教？詳見《內明》276，pp.3-4。

[31] 法舫，〈西藏文聖典與巴利文聖典之中日翻譯〉，海潮音15：11，民23年11月15日，p.3。

[32] 譚雲山，〈中國佛教現狀--在印度嘛哈菩提社演講〉，海潮音15：10，民23年10月，p.24。

[33] 法舫，〈歡迎法尊上人主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事〉，《海潮音》15：6，民23年6月15日，p.5。

[34] Holmes Welch著，姚育紅譯，〈中國佛教的復興〉，《內明》267，1994.7。p.19。

[35] 參見法舫〈今日研究佛學之現狀〉，收入《唯識史觀及其哲學》，台北：正聞，1988，p.6。

[36] 見《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pp.101-2。

[37] 見〈中國現時密宗復興之趨勢〉，p.159。

[38] 〈佛教的教史教法和今後的建設〉，《全書》第一冊，pp.458-66。

[39] 見〈太虛自傳〉，《全書》二九冊，p.230。

[40] 見恆演，〈大勇阿闍黎並轉世呼都圖合傳〉，《海潮音》27：9，民35年9月1日，p.28，大勇依金山穆紹阿闍黎學金剛胎、藏兩部曼陀羅大法，及八千枚護摩，又受傳法大灌頂，得大阿闍黎學位而歸。

[41] 參見〈太虛自傳〉，《全書》二九冊﹐pp.253-8﹑270-1。

[42] 以法尊為例，他曾自述「我也給勇法師當過幾天侍者，我也學過十八道和一尊供養，...覺得密宗的味道也只有那麼濃厚，在已經學過教理的人去研究它，才能了解它那裡頭的真實道理...我對密法是很淡薄的」，可見其並非受惑於密法，再者，從其日後赴藏求法的行動也可以證明他們的理智，詳見《現代西藏》，pp.6-7。

[43] 民八十五年七月十六日，筆者於北京佛教居士林訪問了胡子笏之女-胡繼歐，她十分確定地表示，大勇在胡家偶遇白喇嘛，才得知東密不如藏密完備，缺少了無上瑜伽密法。

[44] 詳見《現代西藏》，p.7。

[45] 〈記留藏學法團〉﹐《海潮音》6﹕6﹐民14年 7月9日﹐p.9。

[46] 呂建福，《中國密教史》，pp.637-8。

[47] 〈記留藏學法團〉，《海潮音》6：6，民14年 7月9日，p. 9。

[48] 引自〈佛教藏文學院赴藏學法團行程規約及辦事簡章〉，《海潮音》6：11，民15年1月，pp.1-3。

[49] 《現代西藏》，p.13。

[50] 〈一音佛學社歡迎大勇阿闍黎記盛〉，《海潮音》6：11，民15年1月，p.7，記載「阿闍黎東渡歸來，廣行化度...此次發大願力，潛赴藏境，組織留藏學法團...望他日得證悉地，得大成就，歸來整理宗風，闡揚佛化」。

[51] 滿智，〈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之使命〉，《海潮音》13：1，民21年1月15日，p.10。

[52] 《現代西藏》，pp.9-10。

[53] 恆演，《西藏佛教略記》，pp.68-9。

[54] 〈悅安師來函〉，《海潮音》7：12，民16年1月23日，pp.12。

[55] 〈大勇法師遺書二通並跋〉，《海潮音》11：1，民19年1月，p.6。

[56] 民國二十八年，色拉寺格西昂旺朗吉於康定安覺寺講授〈道次第略論〉，由郭和卿翻譯，主要依大勇的漢譯本，據聞，大勇所譯只有少數幾處發生明顯錯誤，可見其譯著品質並不差，見〈菩提道次第略論釋〉，台北：福智之聲出版社，1993，p.5。

[57] 恆演，〈大勇阿闍黎並轉世呼都圖合傳〉，海潮音27：9，民35年9月1日，p.28。

[58] 大勇於十七年五月初患咳疾，繼轉失眠，歷久而成肺炎，引生百病，邊境尋藥不易，纏綿床褥一年有餘，據醫者言，病源癥結在於心力太虧，勞慮過度所致，見〈傳震致太虛書〉，《海潮音》10：6，民18年7月26日，p.2。

[59] 詳情參見《西藏佛教略記》附錄，pp.11-3，該款由朱慶瀾及楊萬春二居士供養，為加勉諸學僧繼承大勇遺志，故支助其留學費用，定有「供養留鑪同學公約」，言明凡出打箭鑪以東者不得收用此款等，受用此款者至少為朗禪、觀空、大剛及法尊等二十人。

[60] 見恆演，《西藏佛教略記》，pp.69-70、附錄p.7。

[61] 據學僧粟庵自述「予身罹重病...望峨山而垂涕，夜對青衣而灑淚...與眾同修一七...詎知未數月而瑞雪飄飄，大眾寒衣俱寄存嘉定，即解七下山，以一簣功虧...與眾同學在烏尤盤旋兩月，於諸藏文藏語，未展卷而心厭，於諸經律論疏，方觸目而神疲，但以不知宿生何作，薰成此心。承命自述退學原委，以謝後援會諸公」，見〈入藏退學之自述〉，《海潮音》7：5，民15年6月29日，pp.6-8。

[62] 法舫，〈歡迎法尊上人主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事〉，《海潮音》15：6，民23年6月15日，p.4。

[63] 太虛，〈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緣起〉，《海潮音》13：1，民21年1月15日，pp.7-8。

[64] 師曾，〈漢藏教理院與佛教文物展覽會〉，《海潮音》26：11，民34年11月1日，p.12，這是太虛所定義的漢藏教理院。

[65] 〈重慶漢藏教理院組織經過〉，《威音》第三十九期，民21年6月15日，p.4。

[66] 正巧縉雲寺僧人與地主間發生廟產糾紛，官司告到了劉湘軍部，劉湘察知該寺寬敞幽靜，擁有豐富的寺產，又見僧人吸食鴉片，不能過正當的宗教生活，便將該寺僧人遷居他寺，見於釋惟賢，《惟賢法師詩文集》，成都：四川省宗教事務局出版，1995，p.2。

[67] 〈漢藏教理院籌備處簡則〉，《海潮音》12：11，民20年11月15日，pp.7-8。

[68] 〈世界佛學苑漢藏進展〉，《海潮音》13：8，民21年8月15日，P.7。

[69] 同上。

[70] 〈世界佛學苑漢藏進展〉，《海潮音》13：8，民21年8月15日，P.8。

[71] 〈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簡則〉，《海潮音》13：1，民21年1月15日，pp.8-9。

[72] 〈漢藏教理院招考學僧〉，《海潮音》14：1，民22年1月。

[73] 見《惟賢法師詩文集》，p.2。

[74] 《漢藏教理院年刊》一九三三年第二期，重慶：漢藏教理院，1934.3。此年刊影印自清華園圖書館，受到清大同學及館員友善的協助，在此僅向他們致上最誠懇的謝意。

[75] 《漢藏教理院年刊》一九三三年第二期，P.197、PP.219-20。

[76] 同上，PP.220-4。

[77] 同上，PP.224-5。

[78] 同上，PP.201-2。

[79] 同上，P.236。

[80] 同上，PP.207-14。

[81] 遍能，〈世界佛學苑漢藏院現狀〉，《海潮音》13：9，民21年9月15日，p.2。

[82] 《惟賢法師詩文集》，p.9。

[83] 該典禮分上下午兩階段進行，上午十時，全院師生集大雄佛殿舉行佛儀，由法尊法師領導。唱佛讚、獻香供、頂禮本師、院長、院長代表、各職教員及誦戒等才告禮成。中午大眾聚餐。午後二時舉行畢業典禮，齊集大禮堂。

[84] 典禮過程是「齊集大禮堂、全體肅立、唱黨歌、向黨國旗及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主席恭讀總理遺囑、靜默三分鐘」，這是當年公私機構所通行的典禮程序。

[85] 〈漢藏院第一屆畢業誌盛〉，《海潮音》18：3，民26年3月15日，p.90。

[86] 法舫講，碧松記，〈怎樣復興中國佛教〉，《海潮音》18：3，民26年3月15日，p.23。

[87] 〈漢藏院院務會議〉，《海潮音》18：3，民26年3月15日，p.92。

[88] 朱煦群，〈縉雲寺---漢藏教理院〉，《海潮音》18：4，民26年4月，pp.88-9。

[89] 朱匯森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26年2月1日，台北：國史館，1985.6，p.76。

[90] 例如大剛、碧松、恆演、融通、通孝及大勇呼圖克圖等十二人，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檔案。

[91] 〈滿度法師來書〉，《海潮音》18：7，民26年7月15日，p.96，滿度得知消息後，即前往中國佛教會投考，蒙藏委員會見所轉個手續，認為與其派遣赴藏學法規則，甚相符合，而准予赴藏，隨即前往南京請領報費和護照，吳委員長等勉勵以溝通漢藏文化，及聯絡感情為要旨。

[92] 向上記，〈大師召集茶話會〉，《海潮音》26：6、7，民34年6月1日，p.28。

[93] 世光，〈漢藏教理院慶祝新院董暨新正副院長記〉，《海潮音》26：12，民34年12月1日，p.20。

[94] 師曾，〈漢藏教理院與佛教文物展覽會〉，《海潮音》26：11，民34年11月1日，p.13。

[95] 多杰才旦，《西藏的教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7，pp.58-9。

[96] 筆者曾向參與該翻譯工作的印順長老求證當時的譯場規則，但印老並不知情。

[97] 法舫，〈漢藏教理院今後的發展〉，《海潮音》18：3，民26年3月15日，p.4。

[98] 法舫，〈重慶之行〉，《海潮音》18：5，民26年5月，p.86。

[99] 印順長老於八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回信告知筆者，又《太虛大師年譜》中，亦記錄三十四年成立翻譯處一項，p.518。

[100] 見〈法尊法師自述〉，收於《法尊法師佛學論文集》，北京：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1990，p.374。

[101] 宗喀巴造，法尊譯〈緣起讚〉及釋（上、下），分載於《海潮音》13：7，民21年7月15日，PP.1-16及《海潮音》13：8，民21年8月15日，PP.1-3。

[102] 參見呂鐵鋼，〈法尊法師譯著年表〉，《法音》，1990.12，pp.14-9。

[103] 德田，〈漢藏教理院概況〉，《佛光季刊》1：1，民38年3月29日，p.41。

[104] 《惟賢法師詩文集》，p.14。

[105] 法舫，〈歡迎法尊上人主持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事〉，《海潮音》15：6，23年6月15日，p.7，他認為「中國佛教信眾之思想無軌道，患無完密之組織，中心之建立，不患無法。當如何依中國之國民性，仿覺道次第而組織教法，使教徒思想走入軌道一也，如何使密宗安立於七眾律儀上二也，如何仿行黃教格西之考試制度三也，如何建立由凡夫入大覺之修學歷程四也，此四者皆有賴於西藏佛教之助也」。

[106] 釋法尊，《藏文文法》，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5.10，p.103。

[107] 見〈法尊法師自述〉，p.375。

[108] 謝冰瑩，〈太虛大師和漢藏教理院〉，收入《太虛大師百歲誕辰紀念文集選》，台北：慧日講堂印，1990.1，p.59。

[109] 西藏三大寺由三級管理機構組成，分別為拉吉、扎倉以及康村，康村為基層單位，乃是按照僧眾籍貫所屬區域而劃分，見弘學主編，《藏傳佛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pp.118-9。

[110] 轉引自法舫，〈西藏特別歡迎內地僧人學法〉，《海潮音》17：1，民25年1月15日，p.6，多傑格西弟子汪注分別致函漢藏教理院及重慶佛學社，希望代為宣傳這項優待。

[111] 楊嘉銘，〈民初遊學西藏的漢僧及其貢獻〉，85年未刊稿。

[112] )駐藏辦事處檔案〈漢僧‧僧侶赴藏遊學規則〉，蒙藏委員會訓令，民31年6月2日發。

[113] 見〈漢藏佛學溝通的第一步〉，收入《漢藏佛教關係研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79冊，pp.1-2，呂澂於該文中詳細列出漢藏佛學界相互認識的基本的條件，即使在今日看來，仍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114] 法舫，〈四川佛教〉，《海潮音》18：3，民26年3月15日，pp.3-4。

[115] 于廷，〈平川康文化建設方策〉，《海潮音》24：5，民32年5月1日，p.3。

[116] 法舫，〈二十一年度全國佛教之總成績〉，《海潮音》13：12，民21年12月15日，p.2。

[117] 續明〈我入康求學的志趣〉，《海潮音》26：8、9，民34年9月1日，p.12。

[118] 陳曉林譯《歷史研究》，p.195。

[119] 如前文所述，民國十一年，大勇赴高野山求法，而此時王弘願也正與權田雷斧通信，王氏翻譯權田的著作，介紹予教界。到了十三年，權田來華灌頂傳法，大勇則轉學藏密，日後東密的影響範圍大都在廣州一帶，雖與藏密的傳播路徑不同，不過同樣是激發國內學密人潮的重要原因，因此本章以一小節來專門處理。

[120] 〈史善嚴居士與王弘願居士書〉，《海潮音》6：4，民14年4月13日，pp.9-11。

[121] 法舫〈全系佛法上之密宗觀〉，《海潮音》14：7，民22年7月，pp.11-14。

[122] 曼殊揭諦〈與王弘願論密教書〉，《海潮音》14：2，民22年2月，p.22。

[123] 同上，p.24。

[124] 據一位目擊者回憶，王氏超乎常理地在十二小時內即取得阿闍黎身份，不久後便開始開壇傳法，見塵隱居士〈讀『答海潮音密宗問題專號』發生之感想〉，《海潮音》15：6，民23年6月15日，p.63。

[125] 塵隱居士〈讀『答海潮音密宗問題專號』發生之感想〉，《海潮音》15：6，民23年6月15日，pp.69-71，。

[126] 曼殊揭諦〈與王弘願論密教書〉，《海潮音》14：2，民22年2月，p.20。

[127] 見王弘願〈解行特刊序〉，《海潮音》14：7，民22年7月，p.4，他認為「吾宗則教主大日如來之實體，既總持髮髻冠，瓔珞天衣，示同摩醯首羅之天王，而其顯之兩部曼陀羅者，則大日居中台，四佛之比丘形者居四方，正非明明示其法胤之傳持大法、宣揚大法者，僧俗之不二乎？...此非明明示比丘之可向居士求法乎？...他宗皆有僧俗之分，而吾宗無僧俗之分，在家居士皆負荷大法之法器，即身成佛之塔婆也」。

[128] 布敦大師列舉阿闍黎的德相有「具多聞的功德、真實見證、善巧言說、不吝惜財務、心行無怠惰、疲厭」等，見布敦著，郭和卿譯，《佛教史大寶藏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p.33。

[129] 班禪，〈敬告華山大眾〉，《海潮音》14：7，民22年7月，pp.3-4。

[130] 大醒，〈高野山三日記〉，《海潮音》16：8，民24年8月，pp.58-65。

[131] 明治維新後，日本僧侶漸放棄素食及單身的生活方式，吃肉結婚已是常態，見村上專精，《日本佛教史》，收入藍吉富主編，現代佛學大系二十九冊，台北：彌勒出版社，1984.2，p.360。

[132] 太虛認為，日僧是為取得在華的布教權，以傳教名義，行帝國主義之實，見〈中國現時密宗復興之趨勢〉，收入《海潮音文庫》第十冊，1985，pp.158-62。

[133] 見〈白喇嘛蒞湘情形〉，《海潮音》7：2，民15年4月2日，p.8，報載「除一師賀耀祖不信外，其餘皆極敬仰，二師師長劉鋼，常批袈裟親至廟宇，拜佛唸經，三師師長葉開鑫，近日亦頗心喜，常到開福寺拜佛，四師師長唐生智出巡時偕和同行，隨時傳教，並要各官佐士兵受戒，現已有和尚軍之稱」。

[134] 〈金光明會之要函〉，《海潮音》7：2，民15年4月2日，p.6。

[135] 悲華，〈論時事新報所謂經咒救國〉，《海潮音》13：9，民21年9月15日，P.2，當時由戴氏及朱慶瀾等名流聯合發佈的募捐啟示中透露了他們的想法，如「夫眾生定業不易消除，惟修密法者無不可轉之業，無不可滅之罪...白普仁尊者於定中觀察，本國有三十年大亂，以為非修密法，無以消弭，於是集資，先後建立金光明道場、大悲道場。雖眾生業重，內爭不息，而地方未至靡爛，人民尚得安居，則定業之報，已從輕減」。

[136] 班禪〈敬告華山大眾〉，《海潮音》14：7，民22年7月，pp.1-4。

[137] 見〈五省金光明會籌備進行訊〉，《海潮音》7：2，民15年4月2日，p.6，從會務組織可看出當時慎重其事的狀況，該會規定「本處設幹事十人，主持會務，辦事分總務、文牘、會計、交際四股，總務股分辦法會計劃、道場佈置、管理僕役等﹔文牘分辦收發文件，法務記錄、會務特刊及印刷速記等事﹔會計分辦收支款項及造報徵信錄﹔交際股分辦迎送、接待遠賓及道場招待等」，至於經費的運用上，規定辦事人員除印刷、速記、僕役酌給薪工外，其餘概係義務職，不支薪水。而法會一切經費，由發起人及各信善自由捐助勸集，不發捐啟在外募捐。

[138] 見〈白喇嘛蒞湘情形〉，《海潮音》7：2，民15年4月2日，p.8，當時的情形是「趙省長、葉師長、歐陽議長及其他旅團長各行政長官、各司司長、各議員與男女來賓四百餘人，偕至新河車站迎接，並因為保全秩序起見，從開佛寺至新河所經過之地，派遣軍警三五步一崗，極形嚴肅。迨車至站，軍樂齊奏，並鳴放禮炮十一響，趙省長等親自上車，先向其行四跪拜禮後，即請下車坐轎」。

[139] 〈白喇嘛蒞湘情形〉，《海潮音》7：2，民15年4月2日，p.8。

[140] 〈白喇嘛蒞湘情形〉，《海潮音》7：2，民15年4月2日，p.9。

[141] 寄塵，〈白喇嘛蒞佛學院之記盛〉，《海潮音》7：2，民15年4月2日，p.4。

[142] 見《中華民國時期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係》，P.68，班禪抵達北京後，暫住中南海瀛台。

[143] 見〈班禪晉謁段執政〉，《海潮音》6：4，民14年4月13日，P.12。

[144] 同上。

[145] 晤一記，〈三月初十、十六兩日受班禪傳法記〉，《海潮音》6：4，民14年4月13日，P,10。

[146] 見〈太虛自傳〉，《全書》二十九冊，P.287，《仁王護國經》、《法華經》及《時輪經》都具有息災滅罪的功能。

[147] 晤一記，〈三月初十、十六兩日受班禪傳法記〉，《海潮音》6：4，民14年4月13日，PP.10-1。

[148] 見《中華民國時期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係》，P.69。

[149] 羽田野伯猷，〈タソトラ佛教における-カ－ラチャくラ（時輪）の位置〉，收入《チベット‧インド學集成》第三卷，京都：法藏館，1987，p.3。

[150] 羽田野伯猷，〈インド教佛教交涉の一斷面〉，收入《チベット‧インド學集成》第三卷，京都：法藏館，1987，p.6。

[151] 有關時輪詳細的傳承情形可參考廓諾‧迅魯伯著，郭和卿譯，《青史》，收入世界佛學名著譯叢40冊，台北：華宇，1988，pp.29-103。

[152] 常惺，〈時輪法會勸發起文〉，《海潮音》12：12，民20年12月15日，pp.2-4。

[153] 〈班禪大師致時輪金剛法會書〉，《海潮音》13：8，民21年8月15日，P.1。

[154] 〈班禪大師致時輪金剛法會書〉，《海潮音》13：8，民21年8月15日，PP.1-4。

[155] 〈能信法師上太虛大師函〉，《海潮音》13：11，民21年11月15日，P.4。

[156] 法舫，〈歡迎藏文學院諸師東返宏法〉，《海潮音》17：8，民25年8月15日，P.3。

[157] 碧松〈送法尊上人赴藏迎安格西序〉，《海潮音》17：1，民25年1月15日，p.91。

[158] 〈白喇嘛蒞湘情形〉，《海潮音》7：2，民15年4月2日，p.9。

[159] 朱芾煌〈與戴傳賢院長論迎請班禪禳除國難書〉，《海潮音》14：3，民22年3月，pp.5-6。

[160] 塵隱居士〈禪密或問〉，《海潮音》15：8，民23年8月，P.39，「杭州劉居士請此喇嘛至杭州傳法時，所有供養等費，耗去數千元，即就學一百尊法而言，喇嘛初索價每尊十元、外綢一大方，繼減至八元，末後減至六元，每日傳一尊法，非六元不辦，綢緞尚不計焉。又以長壽法與劍法二種，詡為藏密之至祕，某居士好奇心重，不惜獻鉅金以得之，聞其貪心頗重，近數年來，至各地傳法，得資不少」。

[161] 金山穆昭〈弘法大師之佛教觀〉，收入《海潮音文庫》第二編，p.54，。

[162] 金山穆昭〈弘法大師之佛教觀〉，收入《海潮音文庫》第二編，p.54，金山影穆昭表示：「支那有密林、大勇、純密三法師，殆同時來山修學，是時余當指導之任。本宗學徒以先學教相、後入事相為順序，然密師等皆因留學之時間甚短，故希望自事相先授，而教相教以大體之修學方針，當自鑽研。故即入事相，主以悉曇、真言、陀羅尼、四度、加行曼陀羅諸尊之三密門灌頂等授之」。

[163] 詳細資料可參考呂鐵鋼〈法尊法師譯著年表〉，《法音》，1990.12，pp.14-9。

[164] 太虛〈略述西藏之佛教序〉，《海潮音》11：7，民19年7月，pp.1-2。他指出「茲閱所編《西藏之佛教》，乃知昔宗喀巴大師整飭西藏之佛教與吾在中國提倡者，有相同之三義...時相去者五六百年，地相隔者數萬餘里，竟有如是之形契神合者，信足增吾人之勇氣與決心」。

[165] 《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p.98。

 梅靜軒  中華佛學研究所

中華佛學研究第02期 (p251-288)： (民國87年)，台北：中華佛學研究所，http://www.chibs.edu.tw
Chung-Hwa Buddhist Studies, No. 02, (1998)
Taipei: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ISSN: 1026-96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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