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藥師經變研究【二】
  ~李玉
  敦煌藥師經變相
  我國佛經變相的製作大約始自南北朝(四二○ ~ 五八九年),不過當時作品的題材有限,形式簡單,僅粗具變相的雛形而已。至隋(五八一~ 六一八年),佛經變相才有突破性的發展,不但題材增多,變相描繪的情節也逐漸增加。莫高窟的藥師經變就在此時出現,與維摩詰經變、法華經變、阿彌陀經變和彌勒上生經變等,同為隋代敦煌經變的重要題材。目前莫高窟尚存四鋪隋代藥師經變,分別畫在三九五窟東壁入口的上方,四一七窟窟頂後部平頂下半,四三三窟窟頂人字披東披,以及四三六窟窟頂人字披東披。四一七窟藥師經變中央是一在蓮臺上結跏趺坐的藥師佛,右手作安慰印。藥師佛兩側各有四尊站在蓮花上的菩薩立像,他們應是經文所言,來迎亡者的藥師八大菩薩。佛座前畫一多層輪式燈架,當為《藥師經》所述,能解除災厄的七層燈。燈架兩側分別跪著六位手捧燃燈的供養者,他們項有圓光,頭戴寶冠,肩披天衣,想必是十二神王。
  經典言及,十二神王乃《藥師經》的護衛者,並且能令修持《藥師經》者解除災厄,事事如願。隋唐譯本或稱他們為十二夜叉大將或十二藥叉大將。歷代譯本所述十二神王的名號略有出入。
  四三三窟的藥師經變,在人物的安排和配置方面,與四一七窟略有不同。結跏趺坐的藥師佛雖然依舊置於全作的中央,右手仍作安慰印,兩側各立一位侍菩薩,左側菩薩右手持一圓輪,代表日輪,應是日光菩薩(又稱日曜菩薩或日光遍照菩薩);左側雙手合十的菩薩當是月光菩薩(又稱月淨菩薩或月光遍照菩薩)。十二神王捧物供養,分別跪在兩側。侍菩薩和神王之間畫多層輪燈,燈架頂端尚系能除病鮮患的五色彩幡。此鋪壁畫上方與邊沿皆飾飛天,使得全作具有一種祥瑞氣氛。三九四窟藥師經變的構圖與四三三窟的作品近似,只是在細部上更富裝飾性,而四三六窟的藥師經變已殘,無法分析。
  綜上所述,隋代的藥師經變均采以主尊為中心,左右對稱的構圖方式,形式簡約。它們的格局大體仍未脫離北朝說法圖的形式。在內容情節方面,尚未定型化。其中,最顯著的圖像特徵就是經變中有續命燈和十二神王的描繪。其次則為日光和月光菩薩或藥師八大菩薩的出現。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那就是除了三九四窟外,在四一七、四三三、以及四三六窟藥師經變的對應或相關位置,皆繪彌勒上生經變。這種安排並非一種巧合,它正說明了在隋代藥師信仰與彌勒信仰有著一種特殊的關聯。北周的敦煌寫經 S1945號卷的題記言:周保定五年(五六五)乙酉朔,比丘洪珍自慨摩心集於愚懷,宿障隔於正軌,仰惟大聖,遂勸化道俗,寫《千五百佛名》一百卷,《七佛八菩薩咒》一百卷,諸雜咒三千三頭(?),寫《涅槃經》一部,寫《法華經》一部,寫《方廣經》二部,《《仁王經》一部並疏,《藥師經》一部,寫《藥王藥上菩薩經》一部、戒一卷,並律。評謶茲福,普為盡法,一切眾生用紙十八張,登彌勒初會,一時□(成?)佛。
  藥師信仰和彌勒信仰的密切關係實源自于《藥師經》經典,帛屍梨蜜多羅和慧簡的譯本均言:“佛告文殊:若欲生十方妙樂國土者,亦當禮敬琉璃光佛。欲得生兜率天(慧簡本天后有一上字)見彌勒者,亦應禮敬琉璃光佛。”這段文字不見於達摩笈多的譯本。從敦煌隋代藥師經變和彌勒上生經變位置的對應關係上看來,影響敦煌隋代藥師經變及信仰最重要的《藥師經》,當是帛屍梨蜜多羅和慧簡的譯本,而不是隋代達摩笈多的譯本。
  莫高窟現存唐代(六一八 ~ 九○七年)藥師經變計五十六鋪,占莫高窟藥師經變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包括初唐(六一八~ 七一二年)的一鋪,盛唐(七一二 ~ 七八一年)三鋪,中唐(吐蕃統治時期,七八一 ~ 八四八年)二十一鋪,晚唐(張氏統治時期,八四八 ~ 九○七年)三十一鋪。【注68】這些經變的重要性提高,它們的位置已由窟頂移至窟室的壁面;同時,在構圖上,它們也已脫離了說法圖的形式,規模宏偉,內容豐富。毫無疑問地,藥師經變的發展到唐代已臻成熟。
  敦煌二二○窟主室北壁有一鋪藥師經變,據其下端的題記,知此鋪壁畫乃大雲寺律師道弘于唐貞觀十六年(六四二)所造,為一初唐之作。此鋪經變中央畫七尊佛像,分別站在七座蓮臺上。他們有的手結印契,有的手執持物,如寶珠、念珠等。
  藥師七佛的名號雖始見於義淨翻譯的《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但是藥師七佛的觀念在隋達摩笈多和唐玄奘所譯的《藥師經》中即已出現。此二本《藥師經》皆提到,若有人患重病,可七日七夜受持八分齋,讀誦《藥師經》四十九遍,燃四十九燈,造七軀佛像,每一像前各置七燈,每一盞燈量大如輪,並造四十九尺長的五色彩幡,以除病患。由於藥師七佛的觀念不見於帛屍梨蜜多羅和慧簡的譯本,並且,貞觀十六年玄奘又尚未返回長安,故此時玄奘本的《藥師經》還沒譯出。因此,筆者認為二二○窟的藥師經變應是根據達摩笈多《藥師如來本願經》來製作的。這種以藥師七佛為主尊的藥師經變,可謂初唐畫家一個大膽的嘗試。
  除了藥師七佛外,這鋪壁畫尚有許多隋代藥師經變不曾發現的細節,例如,七佛所立蓮華下的琉璃寶台,則是象徵東方淨土的琉璃地。琉璃寶台前蓮花池中的朵朵蓮花,自然就是亡者在藥師淨土裏化生的所在。前方吹奏各式樂器的樂人和跳胡旋舞的舞伎,更強化了藥師淨土的歡愉和富庶。此鋪藥師經變的對面是一鋪阿彌陀經變,這樣的配置方式在莫高窟一直延續到西夏(一○三二 ~ 一二二七年)。一方面,藥師佛的淨土在東方,阿彌陀佛的淨土在西方,故設計者將藥師經變和阿彌陀經變對稱地安排在窟室的兩壁,自然十分合理。另一方面,這種安排方式也在說明,自唐代始,藥師信仰轉而與彌陀信仰的關係變得比較密切。
  阿彌陀佛在尚未成佛,為法處菩薩時,曾發諸大願,其中之一就是“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壽命無央數劫,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注73】這段文字說明,往生西方淨土者皆長壽。換言之阿彌陀佛的西方淨土所代表的是無量壽的圓滿,此不正與藥師信仰注重解厄延壽的精神相契合嗎?這也許是藥師信仰和彌陀信仰息息相關的另一原因。
  不過,二二○窟的藥師經變亦保存了隋代經變的部分特色。所以,在此鋪經變裏,我們依然發現了隋代藥師經變常見的七層燈、五色彩幡和十二神王。在此,燈的數目增加,共計三座。一是藥師七佛第四尊前樓閣式的燈架,另外,自左與自右數來第二尊立佛前,各有一樹形圓輪狀的燈架。又因為十二神王在達摩笈多的譯本中解作十二夜叉大將,所以圖中左右分立的十二神王均濃眉大目,不再穿天衣裙裳,而著頭盔軍甲,宛似將士一般。這十二神將的頭盔上還有蛇、龍、兔等裝飾,這種頭飾則是早期藥師經變所不見的。
  敦煌盛唐的藥師經變雖然只有三鋪,但是它們的構圖佈局,奠定了以後藥師經變發展的基礎。所以,盛唐時期在藥師經變的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敦煌一四八窟的藥師經變就是盛唐創作的一個新典型。此鋪藥師經變(圖五)與無量壽經變(圖六)分別繪製在窟口的北南兩側,這種配置方式在敦煌的曹氏統治時期(九○七 ~ 一○三二年)的石窟中還時有發現(參見附表)。此二鋪大型壁畫規模宏偉,均將主尊如來安置在全經變的中心,兩側配以侍菩薩及聖眾圍繞。後方和兩側畫宮殿樓閣,富麗堂皇。空中不但有諸佛乘雲而來,並有各式樂器在空中飛舞,倍增祥瑞。前方蓮池中央平臺上,一群伎樂天正在歌舞,綺麗歡樂。兩側平臺各有一化身佛,兩側眷屬圍繞。藥師經變的右側繪藥師十二大願一條,左側畫九橫死一條。觀無量壽經變的右側繪未生怨一條,左側畫十六觀一條。此二鋪經變氣魄雄偉,主題明顯,皆以淨土世界為主體。它們的佈局幾乎左右對稱,人物眾多,建築安排層次井然,空間深遠,二者的結構形式十分類似,二者使用的母題 (motif)也有不少相似之處。這樣的安排必與《藥師經》的經文有關,《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言道:
  藥師琉璃光如來所有諸願及彼佛國土功德莊嚴,乃至窮劫說不可盡,彼佛國土一向清淨,無女人形,離諸欲惡,亦無一切惡道苦聲。琉璃為地,城闕、垣牆、堂閣、柱梁、斗拱周匝羅網,皆七寶成,如極樂國。
  經典既然明言藥師佛的琉璃世界和極樂國一樣,在繪畫表現上,二者自然可以使用同樣的母題。這種現象是唐代藥師信仰和彌陀信仰關係密切的另一明證。一四八窟的藥師經變既然與觀無量壽經變如此相似,我們如何才能分辨它們呢?早期藥師經變的圖像特徵,例如,主尊藥師佛的左侍是雙手捧持日輪的日光菩薩,右侍是月光菩薩。前方左右二平臺上的藥師十二神將,都是判識此鋪藥師經變的重要憑藉。不過,更重要的是藥師淨土兩側有十二大願和九橫死各一條,它們是盛唐以來辨識藥師經變的一大依據。
  十二大願與九橫死是藥師信仰的精神所在,前者是藥師佛為本行菩薩時,所發的誓願;後者為九種橫死之人,他們在藥師佛的救護下,壽命複得延長。今將敦煌寫經中常見的帛屍梨蜜多羅、慧簡以及玄奘翻譯《藥師經》中的十二大願和九橫死抄錄於下,作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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